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变成“恶魔”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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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为丹麦剪纸艺术家Peter Callesen作品，下同

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会放弃良知的底线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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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一个黑暗的实验

很多读者应该听说过“米尔格伦实验”——一个关于“服从权威”的著名心理学实验。

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教授（下图的E）让一位志愿者假扮“学生”（L）的角色，要求一群受试者（T）问 这位“学生”一系列问题。如果答错了，受试者就按下电击按钮（实际上并没有电击），在墙另一边的“学生”假装发出惨叫，痛苦求饶。实验还要求，在“学生”每次答错后，受试者都要加大电击力度。

一开始，大部分受试者都不忍心这么做，但实验指导人员不停鼓励他们，保证他们不会因此受到惩罚。最终竟有三分之二的受测试者在听到对方痛苦求饶、甚至假装昏迷后，仍然继续按下了更强的电击按钮。

这个实验模拟了一种情境：如果你能保证自己的不受惩罚，同时又有“权威者”的鼓励，你是否会突破良知的底线，做一些不道德的事？

这个实验的结论非常遗憾，暴露了人性最黑暗的部分（虽然后续实验表明不至于那些黑暗）：大部分人面对权威，会表示出服从，还会竭力自我说服，去加害他人。

不过，不同的人在实验中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差异：毕竟还是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不人道的实验；还有一些人在迈过人性的那道黑暗门槛之后，突然沉浸在这个残酷的“游戏”中——他并不知道这只是游戏。

什么样的人更可能服从权威去做坏事呢？法国格勒诺布尔—阿尔卑斯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劳伦特▪贝格和同事将这个实验继续了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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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种性格，谁最容易服从？

猜一猜，假如你有五个同事参加“米尔格伦实验”，谁最有可能是那个“服从权威者”？

同事A：一个有创造力、想象力丰富的高智商的“开放性的同事”

同事B：一个条理性强、非常严谨自律、且平时很正直的“有责任感的同事”

同事C：一个热情、乐观、擅于社交的“外向性同事”

同事D：一个易被人信任的、喜欢帮助他人的、善解人意的“有亲和力的同事”

同事E：一个敏感的、容易焦虑的、常常自我压抑的“神经质的同事”

其实这五个同事是根据“大五人格分析”中的五种性格特征虚拟出来的，因为劳伦特▪贝格召集了80名测试者重复了“米尔格伦实验”，不同的是这80人事先做了“大五人格分析”，并按他们最突出的性格分为五组：

结果显示：在 “权威者”向他们布置电击“学生”任务时，其中“有责任感的同事（尽责性或严谨性）”和“有亲和力的同事（宜人性）”这两组测试者，更容易服从命令。

原来我们身边那些看起来很“亲和”，很“认真”的人，内心深处也有很黑暗的地方啊。

因为人格是很稳定的，过了几个月，劳伦特▪贝格又重新做了一遍，结果仍然显示：“尽责性、宜人性”与“服从权威”的比例正相关，而“开放性、外向性、情绪性”与“服从权威”无关。

为什么这两种人更容易屈从于权威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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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宜人性”者是如何盲目服从的？

比较容易理解的是“有亲和力的同事”，因为“宜人性（agreeableness）”的六个子维度中，就包括了“服从（compliance）”。

但是，以“宜人性”为主性格的人，其他几个子维度（信任、坦诚、利他、谦逊、同理心）和“服从”会相互影响，比如：他们会本能地避免破坏大家默认的规则（信任、谦逊），或者避免令他人不安（利他、同理心），或者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（信任、坦诚）、或者满足社会期待（谦逊、同理心），从而选择“服从”，特别是“服从权威者”。

翻看记录“文革”和 “反‘右派’”斗争的回忆资料，那些被“打倒的人”常常会惊讶地发现：那些平时与人为善的同事，大多不会违背“上面”的意愿，什么违心的话都敢说，什么脏水都敢泼；反倒是那些平时跟谁都处不来的“刺头”，就算不会站出来为自己话说，至少也不愿意说谎。

以“宜人性”为主性格者，常常会以别人或社会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，“米尔格伦实验”的受试者事后被问及为什么会同意这么做时，他们常常会“无师自通”的认为，既然这是一项科学实验，那一定是有社会意义的，我不是在做恶，我是在履行一个神圣的科学使命。

可没有任何人这么对他们说，他们本可以质疑这一切，也可以拒绝参与，但是他们没有。

如果说，“有亲和力的同事”更容易屈从于权威，跟这个性格的定义有关，那么，“认真的人”一旦认真起来，那就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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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人的“认真”，没那么简单

在二战后的国际法庭审判中，很多犯下屠杀罪行的德国、日本战犯，认为自己无罪，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军人而已。

如果说“有亲和力的同事”屈从于权威，是因为他们太在乎别人的期望，那么，“认真尽责的同事”屈从于权威，刚好相反，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职责。

“尽责性（conscientiousness）”是指我们控制、管理和调节自身冲动的方式。以“尽责性”为主性格特征的人，往往具有相当强的成就动机，并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，对秩序和规范有强烈的偏好，常常显得刻板不够灵活。

这个性格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日本和德国的民族性，“认真的日本人”和“严谨的德国人”不正是人们普遍的印象吗？

以日本文化为例，“职人文化”是一个很重要的倾向。日语中有两个职场常用词，一个叫“一生悬命”，意思是“一辈子把一件事做好”，新人入职的自我介绍里都说自己要“一生悬命”；另一个词叫“一筋”，就是全心全意专注于某事。

“一筋”很像汉语方言中的“一根筋”，但汉语中有点贬义，这就是中日文化的差异。

我们都觉得日本人很认真，但如果从中国文化出发，就很容易把“认真”理解为单纯的优点，从而无法体会“日本式的认真”中不那么人性化的特点。

举个很“日本人”的例子，在1936年的“二二六叛乱”中，一群政变的青年军官冲进反对扩军的大臣高桥是清的官邸，将其乱刀砍死。临走前，这些凶徒竟彬彬有礼地向惊魂未定的高桥妻儿老小鞠躬道歉：“真是打扰了。”

这种“极度的凶残暴虐”与“极度的礼貌节制”融为一体的特点，在日漫中几乎随处可见。他们往往不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不对，只关注是不是“一筋”。

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真，还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喜欢道歉、动不动就引咎辞职、甚至“切腹谢罪”。但奇怪的是，在二战罪行问题上，日本的主流民意是避而不谈的，跟他们日常的“认真形象”大相径庭。

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分析日本人性格的名著《菊与刀》中关于“日本耻感文化”的分析：

情况一：干坏事了，可大家都不知道，那就不必自寻烦恼；

情况二：干坏事了，大家也知道了，但都认为没有错，那就不需要道歉；

情况三：干坏事了，大家也知道了，而且认为是错的，耻辱啊，赶紧去死吧。

情况一和情况二是东亚文化的通病，华为因跑分作弊被“抓包”后，脱口而出的解释是：大家都这么干。

但是，大家认为你没错就怡然自得，认为你有错就“切腹谢罪”，这个180度的转弯，就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了，其实是“宜人性”突变为“尽责性”。

在日本人的性格中，“宜人性”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——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，时刻注意不要影响他人，与他人保持一致，等等。看起来是美德，但与“尽责性”相结合，就变成了“日本耻感文化”——只要大家都同意，它就是正确的；只要大家都认为我有罪，我一定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当然，就像鲁迅反思“中国人的民族性”一样，很多日本文化人士对“日本民族性”的反思也很彻底，但在普通民众中，这种民族性的“集体无意识”是很难改变的。

“服从”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，“按规则办事”是网络舆论最“政治正确”的声音。但是，如果权威者以“服从”为由，要求大家做坏事，或者整个社会舆论无形的压力，“要求”人们“以暴易暴”，此时，“对权威的服从”、“大众舆论的暴行”，很可能成为悲剧的“社会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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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黑非白的人性

如果恶不能被接受为一种可能性，那么善就是无意义的。

——安东尼·伯吉斯《发条橙》

还是把话题回归到“米尔格伦实验”吧。

后来人们翻阅实验记录，发现米尔格伦的实验设计有偏颇，人性并非如此不堪。实验规定，受试者理解规则并同意后，一旦开始就不能中途退出，所以在“学生”的惨叫中，很多受试者很快把电压升到最高，并不是因为喜欢作恶，而是想尽快结束这个噩梦。

既无法反抗权威者，又无法忍受内心良知的折磨，这恐怕是大部分人的矛盾心态。

另一些心理学家重新组织了类似实验，并对其中一些变量进行了分析：

当受试者只下口令，不需要自己按下按钮时，服从的比例上升到9成；相反，当“学生”与受试者在同一个房间，受试者能亲眼看到“学生”的惨状时，服从的比例立刻下降到不足四成。

前者说明人是一种多么擅长自我欺骗和开脱责任的动物；后者说明大部分人还是无法直面自己的恶行。

如果测试地点变成商务楼，而不是大学或政府的研究机构，服从比例会下降到五成；

如果“权威者”中途离场，而助手又表现出不情愿的神态，服从的比例会骤降到二成；

如果受试者看不到“权威者”，只是在电话里接受实验，那服从比例同样不足二成，而且受试者试图欺骗“权威者”，只是假装按按钮。

这说明大部分“顺民”都是“假服从”，只要不威胁自己的安全，他们才不会把“权威”当回事呢。

很多人从这类实验中得出一个结论：不要去考验人性，人性根本经不起考验。

但当我们理解的人性大多是处于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后，反而应该多一份对他人的信心，人性之美不在于你始终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而是在那些灰色的底子上，偶尔闪过的那一点光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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